规划与统计:独裁的视角
西闪/文 1929年,勒•柯布西耶访问南美。在两位飞行家的帮助下,他从空中考察了里约热内卢。对于这位建筑大师,这绝对不仅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飞机在高空中为他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视角,从这个制高点看下去,里约热内卢被简化成一座线性城市,它像一道飞檐那样伸展,一边是浩瀚的大海,一边是陡峭的火山岩。柯布西耶兴奋地勾画出城市的规划草图,一条离地约100米高的混凝土高架桥沿着海岸线延伸了数公里,在高耸的桥下才是人们的居住地。(《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三联书店) 受这次经历的启发,柯布西耶做出了阿尔及尔的城市规划。这一次,壮观的海岸飞檐(耐人寻味的是,柯氏给了它一个军事代码“Obus”)、巨型结构的公路从南美搬到了北非,仍然令人惊叹,甚而“性欲亢奋”。在《光辉城市》(Le Ville Radieuse)一书中,更多的城市规划集中体现了柯氏的城市理念,那就是“有组织的、平静的、有力的、通风的、有序的实体”。还有一个共同点,他规划的所有城市都只适合空中俯瞰,而不是活在其中。 俯瞰,是一个超越的视角,同时也是一个简化的视角。它似乎一览无遗,实际上却极端抽象。它崇尚简约的线条、几何的色块和巨大的体积,几乎本能地厌恶复杂、混乱和细节,因为这些现象是非数字的,而“人类的幸福已经存在于数字、数学、经过计算的设计和规划等术语中。”(《勒•柯布西耶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如果说俯瞰的视角等同于极权主义的视角显得有些牵强,那么柯布西耶已经给出肯定的回答。他的格言就是:“规划:独裁者”,因为“真正的专制统治者并不是人,而是规划。正确的、现实的和精确的规划是全面而和谐的。” 最能体现柯布西耶精神也许还不是城市规划,而是统计学。有意思的是,统计学与城市规划一样,背后都活跃着权力的身影,都具备同样的俯瞰视角。在城市规划中,最没有发言权的最不值得描绘的就是被规划的人。在统计学中,最没有细节特征的也是人,他们在抽象化的过程中成为数字和代码。 城市规划与统计学的双重压迫,犹太人深有体会。早在1769年,普鲁士的犹太人已经是统计学的重点关照对象,诸如《通用犹太人表》、《地区性犹太人家庭一览表》这样的统计量表是国家统计系统的常规组成部分。到了19世纪,犹太人的出生率、数量和分布是国家的重要讨论话题,像《论犹太人问题:统计学讨论》、《犹太人问题:统计误差》、《论犹太人之命运:生物统计学研究》这样的文章时有所见。德雷福斯事件前后,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在狂热的反犹情绪支配下,“犹太人统计学”成果颇丰。《犹太人能力的比较分布》、《论英国犹太人的比较人体测量》、《现代犹太人的种族特征》、《犹太种族统计学的内容》等等,是统计学为以后的大屠杀铺平了道路。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规划和统计结合得十分紧密,足以说明它们在本质上的一致性。1941年纳粹占领阿姆斯特丹期间,城市统计办公室制作了一张犹太人分布地图。依靠详细的人口统计量表,6.5万犹太人以每10人一个点的方式标注在地图上。这张地图为城市规划、犹太人聚集区的设计和有效屠杀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简•雅各布斯也注意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欧美城市规划理论与统计学的紧密结合。这使得人们对所谓城市问题进行俯瞰式分析成为可能,声势浩大的规划调查、规模宏伟的移民计划变得越来越容易。 与俯瞰的视角相对的,简•雅各布斯像一个真正的步行者那样进入和观看城市。她观察城市的细节,并就那些最日常的事情提问:“为什么孩子们喜欢在热闹的人行道上玩,而不是封闭的院子?为什么旧金山市中心的联合广场从空中俯瞰显得特别单调,可实际上却魅力无穷?为什么一个自治的街区治安好过那些名家规划的高档社区?” 正是对这些细微之处的思考,让雅各布斯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城市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那些城市规划者企图用简单清晰的方式表达城市的基本结构,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城市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结构系统,理解城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城市自己,而不是其他的客体。“只有充满活力、互相关联、错综复杂的用途才能给城市带来适宜的结构和形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 就像雅各布斯所说,围绕着城市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晦涩,任何人都可以看懂。关键在于,人们用这样或那样的视角来看待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权力关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