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门槛与社会排斥（转）

阿诤的博客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近日，有广东省政府的参事建议，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1]。

这些年来，在一些城市，譬如广州、深圳、北京……据说是因为过多的外来人口造成了社会和环境的压力，甚至说是“低素质人口”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干扰，于是，“提高城市门槛”或者“人口准入制度”又成了媒体上热议的话题。居然还有一些地方上的两会代表，屡次将此作为提案拿到当地的两会上去说事。然而，笔者在此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所谓“城市门槛”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排斥。

什么是社会排斥？  所谓“社会排斥”，原先是指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2]。现在在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学术领域中，“社会排斥”的含义是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社会排斥。

199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及进一步行动”世界峰会作出了“推进社会整合的承诺”，“要求我们反对社会排斥，致力于清除种种障碍以获致‘稳定、安全而公正的社会’。”[3] 对此，联合国的社会政策专家伊莎贝拉指出：“假如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能够创造财富的、有报酬的就业机会之外，那么社会将会分崩离析，而我们从进步中获得的成果将付之东流。”[4]

“城市门槛”与社会排斥  近年来，一些媒体的报道给人一种情绪化、非理智的印象。曾有一篇报道，借几个外来“高素质人员”之口，推出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逻辑。在记者笔下，这些“新客家”因为遭遇抢劫、偷盗等刑事犯罪和看到乞讨等负面现象与某些外来“低素质人员”相关，因此就要求对所有的外来“低素质人员”采取行动[5]。甚至有的媒体还公然亮出“八成犯罪是外来人”的旗号，要“提高城市门槛”把他们挤兑出去[6]。类似这样的说法，正是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有什么危害？让我们按上述媒体记者的思维逻辑提出一个问题：“城市门槛”如何设置？具体而言，“低素质人员”如何定义？当一个外来人口进入广州时，你如何鉴定他（她）是否属于“低素质”？如何鉴定他（她）是否具有潜在的犯罪或不良行为的因子？即使有办法测出其素质之高低，那用什么办法来限制？用户口来进行限制，在一张身份证走遍全国（当然不包括港澳台）都合法的年代，这不啻是自欺欺人。

如此说来，可能的办法只有“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走一个”，用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行政手段“御敌（低素质）于城外”。但这又会不会使我们滑向“孙志刚时代”？去查查当时所有的政府文件，可以说没有一个（包括“收容遣送条例”）是允许残害孙志刚们的，但结果还是失控。话再说回来，如果孙志刚健在，那么凭其学历、专业和能力，今天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外来“高素质人员”——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日子是不会好过的，莫忘，莫忘！

“上海经验”辨析  现在官场和学界都流传着所谓“上海经验”。譬如，有专家举出的上海数据是，2004年上海常住人口1742万，比上年净增31万；流动人口536万，比上年净增37万——问题严重[7]。以此作为上海实施“准入制度”的“基线数据”。但是，200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是，200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1778万，比上年净增36万；流动人口581万，比上年净增45万[8]。如果上述专家举出的2004年的数字是实施“准入制度”的“基线数据”，但一年之后的2005年调查数据表明，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其实都仍然是有增无减，而且增幅还超过了实施“准入制度”之前。所以，上海的措施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给上海市民保留了一部分就业岗位，至于对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有没有起到传说中“准”或“不准”的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许我们更应该相信数据。

还有一种所谓的“上海经验”，是说要用“高生活成本”来挤兑外来人口，这倒有一半是事实。怎么说？听听流传在上海老百姓中的一个段子就可以明白就里：现在的上海，住在市中心的是讲外语的，外面一圈是讲国语的，真正讲上海闲话的“阿拉老上海”都搬到外环线去了――这是如今很多大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实施的结果。在北京，不也有十万退休老人住到河北的燕郊、涿县去了吗[9]？“高生活成本”政策的“杀伤力”确实很强，但其特点是只认钱而不认人。实施的结果必然是，不管你是本地人口还是外来人口，城市大门四面开，Money “搭勿够”（沪语“不足”的意思）莫进来，这也是典型的社会排斥。

“合理承载”质疑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的阶层意识正在形成，尤其是中国不成熟的中产阶层，恨不得自己抓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拔，以使自己早点不“草根”。

近年来，媒体热炒“人口准入”理论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媒体介绍，这个理论的含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城市人口规模必须控制在城市资源承载的合理范围内；二是根据城市需要优化人口结构[10]。但是，这个看起来很学术的理论，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尤其是当其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排斥”这只“老虎”作伥时，我们就不得不严肃地指出其谬误所在。

首先，“合理承载”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这种看来是“很科学”的计算其实有太多的“例外”。譬如，日本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中国，资源又极度贫乏，要按“合理承载”，他们应该早就被“开除球籍”，但人家照样活得不错。大沙漠包围中的海湾国家，按“合理承载”，早该蒸发，但人家世代苦熬，终于因为发现了石油熬出了头。所以，“承载度”的“合理性”实际上并非绝对，是有很大弹性的。

再来看看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首都发展规划，曾经有计算，说北京人口不能超过800万，可现在已经是1600万，翻了一番，北京还是北京。为什么还能承载？其实很简单，以前的思路可能是局限在三环以里，而现在却扩张到五环乃至远郊区的卫星城了。但是，现在又有了“很科学”的计算――到2010年，北京人口不能超过1800万。实际上现在就可以说，这个数字肯定打不住。但到那时，换个社会政策的思路，北京一定还是北京。

城市化与城市病 我们应该清醒：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城市化，这是其一；城市化与城市病又像孪生兄弟，总是相伴相随，这是其二。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只要城市化，不要城市病，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实现城市化，治理城市病。

应该说，中国既有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中国全面实现城市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这些城市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特殊的机会或政策优惠。这些城市先富起来，是全国人民“让”的，市民应该懂得感恩。不能说，城市富裕了，就闭关自守吃独食，以“承载有限”为理由，不允许其他人来分享实际上是全国人民直接、间接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关于“优化人口结构”，其正途是加强教育和培训。我们城市的政府有对“外来人口”进行系统的公民教育（或市民教育）的计划并且正在有效地实施吗？在浙江的杭州、嘉兴、宁波等地调研时，我们见过有专门对“新市民”的文明讲座。但是在广州、深圳和北京，可能因为孤陋寡闻，确实还没有见到。

用“社会排斥”的方式来“优化结构”绝对是荒谬的。这使笔者想起了目前发达国家对移民的“排外思潮”，譬如欧洲的“新纳粹”、俄罗斯的“光头党”，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某些城市中现在正在抬头的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但他们这种举动还是在国与国之间，我们在一国之内就要“排外”，更是不可思议。可能有人会说，不是一律排外，而是排斥“低素质”。但问题就在这里，针对流动人口这个弱势群体，用国家暴力为后盾来设置“城市门槛”，实行“准入制度”，就是缺乏社会责任心的社会排斥，其思想基础就是非理智的“阶层意识”。

但请不要误会，笔者的意见不是说不要注意环境保护，不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治理“城市病”。但现在的问题是将“管理不善”的责任推到客观环境上，“外来人口”成了“替罪羊”，这种说法和做法（如果有的话）实在是不负责任。

比较珠三角与长三角得到的启发  回顾与此问题相关的讨论，可以发现，广州、深圳和北京最为热衷。为什么？

《环球日报》曾经转载了韩国《朝鲜日报》的一篇文章，看了大有启发。文章中说：长江三角洲内的上海等16个主要城市2006年GDP达到3.9526万亿人民币（约5100亿美元），这接近香港GDP（约1783亿美元）和台湾GDP（约3600亿美元）的总和[11]。

从网上查询得知，平素所谓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台州、舟山，共计16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

再看一看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等七市，以及惠州市市区和惠阳、惠东、博罗三县，肇庆市市区和高要、四会两市，土地面积为四万平方公里[12]。2005年，珠三角的GDP总量为1.8059万亿元[13]。

分析以上数字，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包括广州、深圳在内珠江三角洲地区曾是全国改革开放最为前卫的“偶像”。但20多年来，其经济辐射面却仍然局限于广东省的一隅；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虽然起步较晚，可现在已在两省一市间实现了经济上的大联合。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总量之比约为1∶2，面积之比为1∶2.5。因此，几乎在所有比较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文章中，总有一句“套话”：珠江三角洲是全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但面积不大，故发展潜力不如长江三角洲。

再来看看两个三角洲的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有研究表明：2000年，珠三角常住人口4100万，流动人口为2200万[14]。另据媒体报道，2000年，长三角的常住人口为8700万[15]， 流动人口为2500万[16]。因此，从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密度”看，珠三角远远高于长三角。

讲了一大堆数字，可以得出一些什么样的与本文的题目相关的结论来呢？与长三角相比，包括广州、深圳在内的珠三角，GDP总量是长三角的1／2，面积是1／2.5，而人口和流动人口却不少，尤其是流动人口，只比长三角少不到15%（300万），而且集中在广州和深圳。这样一比较，珠三角乃至广州、深圳的人口压力自然就大了。

以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才有出路 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把流动人口吸引到珠三角，吸引到广州和深圳来的。所以，要将过于集中的流动人口疏散开去，惟一的办法是使经济辐射面扩张出去。投资不要过于集中于一隅，不要过于集中在只有四万平方公里的珠三角，要向广东全省投资，向邻省（湖南、江西、广西、海南等）投资，向中西部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是跟着资本跑的，哪里有活儿干，有钱挣，劳动力就会向哪里跑。实际上，这是将过于集中的流动人口疏散出去的惟一办法。

北京也是一样，如果京津冀或环渤海经济圈不能发展起来，环绕京津又有一个270万人的贫困带[17]，劳动力不往北京跑往哪里跑？

所以，记者们应该去采访企业家，问他们为什么不到中西部去投资，反而要把这么多“低素质”引到东部来？记者们也应该去问问市政府的官员，他们愿不愿意以降低GDP和地方财政收入为代价将“喧闹羊城”换成一个“宁静广州”。

当然，这些问题，所有的城市居民也都要好好想一想。如果继续像今天这样大造不友好的舆论，那么也许会有一天，“低素质”也会用脚投票，走向那些认同他们为“新市民”的所在（譬如长三角）。以中国之大，“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可能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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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珠三角应提高农民工准入门槛》，广州，《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14日。

[2] 戴维（David）：《社会学》（第十版），中译本，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克莱尔（Clare）：《消除贫困与社会整合：英国的立场》，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7卷第4期（2000年11月）。

[4] 伊莎贝拉（Isabelle）：《人人有工作：社会发展峰会之后我们学会了什么？》，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7卷第4期（2000年11月）。

[5] 《低素质招困扰，新客家多赞同设入广州门槛》，广州，《信息时报》2006年12月19日。

[6] 《广州拟抬高外来人员进入门槛，8成犯罪是外来人》，广州，《信息时报》2006年12月18日。

[7] 《低素质招困扰，新客家多赞同设入广州门槛》，广州，《信息时报》2006年12月19日。

[8] 《市统计局公布2005年上海人口概况》，上海政府网站（http://www.shanghai.gov.cn）2006年 4月6日。

[9] 《新城市移民开始，高房价让10万北京人移居河北》，北京，《北京晚报》2006年5月7日。

[10] 张惟英、周皓、刘爽、宋健，《应不应该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北京，《人口研究》2005年第6期。

[11] 宋义达：《GDP，长江三角洲达韩国的70%》，北京，《环球时报》2007年3月2日。

[12] 杨京英等：《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比较》，新加坡，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2005年4月20日。

[13] 《珠三角人均GDP高于长三角》，上海，《文汇报》2006年10月29日。

[14] 马健：《珠三角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http://report.drc.gov.cn）2003年2月15日。

[15] 《专家预测：长三角人口将增至11230万人》，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4年6月21日。

[16] 《流动的长三角》，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5年4月11日。

[17] 《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蓝皮书》，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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