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学教员，我忏悔！！！（摘自ABBS）

在老八校任教27年，我才自感罪大恶极。而过去，我却以为自己可进入中国最优秀的大学教员之列。我与中国大多数教员普遍同罪不同水平地表往常二个方面：

1,物欲主义的人生观。由于经济困顿，一半以上的中国大学教员都在为物质生活而奔走，无暇顾及悠远的任务与眼前的义务。其中的苦衷、无法颇值得同情。所以我们经常大声疾呼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重新剖析。学问分子常以为比赃官污吏清白，向往梅兰竹菊四君子境地而乐于顾影自怜；比奸邪盗匪仁慈，远离五毒不与同流合污而自我觉得良好。其实这是遗传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得志的隐逸情味来自我辩护。传统文化的关键之一就是追求比上缺乏比下有余的中庸之道。中国儒教文化信奉人性本善，故孺子可教也；而基督教文化以为人性本恶，故孺子必救也。当今，身处悲天悯人的经济泡沫社会的教员们向钱看齐的从众心理在不时腐蚀着我们的职业道德底线，更不用说人欲的罪性原本就根深蒂固。许多大学教员被日常俗事磨钝了青年时期脱颖而出的矛头，消解了当初志存高远的豪情万丈。在大学混饭吃的人并不比其他行业少。我长期在三四所大学兼职任教，实为养家糊口。过去我们只埋怨社会不公而不究己过。细想一下，假定我们的剩余肉体不放到麻将桌上(我自己也一度沉溺其中)，备课会更充沛；假定我们不当拼命三郎捞外快奔小康，科研会更深化、学养会更丰厚、学生受益会更良多。扪心自问，除了温饱之劳，我们还干了多少对学生有意义的事呢？不知不觉，我们曾经认同并混迹于物欲横流中了。所以，不要像赫尔岑那样质问“谁之罪？”罪与人类同在，与己同在。

2,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我不招认，为数众多的大学教员(特别是名牌大学教员)曾经和我一样摆脱了衣食羁绊、渐趋小康（弃教经商者另当别论）。这批既得利益者要么著书立言、以求不朽；要么学而优则仕、手握权柄、名利双收。此中教员罪大恶极者更多，由于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掩盖着全社会，大学也非一方净土，难以幸免。几十年来，我在许多大学任教，还曾任校长助理兼教务处长，也与全国同行广为交流，深知大学邪气日盛。我这样的资深知情人若缄默不语，真实对不起赐恩救赎我的上帝。感激主，以真诚和勇气托付我仗义执言。我慨叹写不尽大学这个光鲜光彩的称号中的罪恶，就像巴尔扎克当年慨叹永远写不完躲藏在金银珠宝底下的罪恶一样。为评职称而故弄玄虚、剽窃剽窃者层出不穷；以毕业论文过关为条件侵占女研讨生肉体而满足私欲者绯闻不时；为争夺科研课题经费而贿赂上司，居然将自己的情妇拱手献身者时有所闻；为谋功名而替官僚充任***的传声筒者数不胜数；慑于威权政府压力以求自保而出卖进步学生者不一而足；这就是20多年来我在许多大学目睹之怪现状。可悲的同行们啊，千万不要与恶有恶报的麦克白比下有余。在上帝眼里，罪无分大小，终极审问照样来临。

我很早就发现一个奇特现象：中小学教员子女成才者远多于大学教员子女，二三流大学教员子女成才者远多于顶尖级教员子女。这可能与家长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肉体(而非财力）有关。我一向追求圆满，苛求自己讲课抵达一流水平，学术研讨也力图高人一等，从而疏忽了家庭。我过去总报怨孩子学习不如我，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哀叹一代不如一代。与妻争持时，我总是理直气壮地自诩对家庭贡献最大，常有恨铁不成钢的愤激。后来才知道缘由就在自己身上。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之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样想，心气就平和多了。

中国大学教员现状最堪忧的不是教员庸碌无为、不是道德普遍沦落、也不是教学水平下滑这些摆明的显象，而是隐在的两个基本问题：教育方针错位、公民认识淡漠。

1、教育方针问题。大学是出人才的摇篮，培育什么样的人才至关重要。中国的大学教育方针从1949年现行体制树立起，历来就没走上正道，不时处于钟摆状态，非左即右。最初17年，基本因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极左教育道路，理论脱离理论，培育的毕业生要么是缺乏专业技艺的红色泥腿子，要么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动口不入手的陈景润式的白痴天才。经济改造以后，片面强调立竿见影的适用主义教育方针，培育了大批四肢兴隆而头脑简单的经济型奴才，以及所谓就业短平快的技术通才。从20年前开端的本科放水，展开到当今愈演愈烈的硕士博士放水、职称放水、学校等级放水，官方以数量代质量吹嘘教育成果辉煌。从留洋潮到国学热的庞大反差，真让人一头雾水，像徐志摩那样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假定钟摆状的教育方针继续肉体团结式展开，中国大学培育的人才可能是高智商的立功天才，或者像美国1960年代肉体上垮掉的一代式的高学历的混世庸才。80后90后大学生的群体颓丧难道真的印证了艾略专长诗《荒原》在80年前所描画的返祖现象吗？

2、公民认识问题。大学教员作为高等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其传道的任务要重于授业、解惑。在多种真道中，公民之道又重于学问之道、技术之道、操作之道。教书育人应修正为先育人，后教书。大学教员应担当起独立学问分子的社会义务，决不能与世无涉、与世无争，只做学者和专家。育人者必先育己，一个大学教员，若没有建树萨特存在主义介入式的普世价值观念、没有设身处地的对此在时期鞭辟入里的巴尔扎克式的洞察力、没有义愤填膺的闻一多式的批判家的社会公义肉体，就算不上优秀的育人者。中国多数大学教员都患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开人似的双重人格症。说一套，做一套，玄想与操作南辕北辙。讲真话吞吞吐吐、闪烁其辞；讲假话道貌岸然、行云流水。更可悲的不是随声附和的懵懂之人，而是心中响亮的难得懵懂之人。试问，有几个大学教员勇于理直气壮地声明在课堂上不时讲真话而从不讲假话？我曾自况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但课堂讲述却常常慎思明辨而显得世故世故。我也曾多次针砭时政而被媒体***，宁愿丢官弃职而不弃人格，但顶多发泄一下郑板桥式的“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的怨言。在弄得家贫如洗之时，看到女儿天真甜美的笑容和妻子含泪哀婉的眼光时，我只好无法地收起犯上作乱之言，尘封堂吉诃德式的长矛，跟柴米油盐讲和，再也不敢像也当过大学教员的诗人海子那样永远面朝大海而拒绝回头是岸，宁愿卧轨自杀而决不春暖花开。与用血肉之躯献上活祭的海子相比，我无地自容。但我往常要大声疾呼，学贯中西的、思想敏锐的、技艺娴熟的、明哲保身的、功成名就的或知足常乐的大学教员们，唤醒你们的公民良知、发挥你们的公民潜能，英勇地在课堂上讲出你们敢想而长期不敢说的真话。

忏悔吧，中国大学教员们，真诚的忏悔无论多晚都来得及。你们从无知进步到认罪、从认罪升华到悔罪，就是中国的福音。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我愿率先忏悔，矫正自新。我忠实祈祷上帝为中国开工，祈祷圣灵启示感动迷茫中的中国学问精英，让他们为光彩神而侍奉教育，成为中国复兴的见证

不错 支持下

前排，哇咔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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